历史地看，中国的人格权立法始终采取总则与债权相结合的方式，只是在设权性规范的立法重心上有所变化。
法院即使判决爽约人重新请客，且爽约人勉强履行的，也无法实现增进友谊或相互娱乐等社交目的。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交易前的阶段，即使没有预约或意向书，一方也可能依据合同法的规定直接承担这种法定责任。
就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确认而言，社交行为存在两个疑难问题：其一，若当事人明确表达受法律拘束的意思，法律是否调整？社交行为的当事人可能明示其协议受法律拘束，或通过约定违约金等方式表明这一意思。在德国，因《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受托人的责任可以减轻，故也有学者主张类推适用有关使用借贷（第 599 条）或保管合同（第 690）条有关责任减轻的规定。但判断一个合意是否构成法律行为，主要不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价值衡量和价值选择问题。如威灵斯顿认为，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样，当事人对合同要素的认识并不影响合同成立。二是自由，每个人都没有义务必须与别人交游。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核心理由是：避孕涉及最重要的人身自由领域，与个人私密领域不可分割。法律不调整某些私人行为尤其是家庭协议，还可能会产生遏制这些行为的效果，与不法原因的给付不能返还一样，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就可能选择不从事这些行为。归功于历史的耦合，民法通则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人格权立法构架，设专节规定人身权，并通过判例、司法解释和附属性立法，形成了人格权立法与权利体系。
[41] 前引[39]，王利明文。当然，为了因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后来民国民法在人格权立法上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订，[24]一是将人格性质的利益（不独为法定化了的权利），也作为一种受保护的法益。事实上，各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都采取了 设权 + 救济 的模式，即先设定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权，再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加以救济的方式进行人格权立法。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二战之后的德国人之反思，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制定 《基本法》，确立尊重与保护人格尊严这一基本原则。
[47] 王泽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之侵权责任：比较法的分析》，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6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2 页。《大清民律草案》第 49 条规定，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不得抛弃。
二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认同法律继受之历史性。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之际，民法典制定继受外国法，学者们谈及较多的是采瑞士民法典之民商合一模式。瑞士民法典[10]第 27 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地放弃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总之，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对比，《民国民律草案》不再像 《大清民律草案》 那样设人格保护专节，其宣示性意义减弱。
其后，在第28 条和债务法第 49 条承认一般人格权 、胎儿的权利等，其内容均优于德意志的解决方式。于法制史及司法实践而言，亦具有深远影响。从设权性规范的角度来说，《民国民律草案》仍采总则编和债权编结合设定权利的方法，只是其立法重心却由此悄然地转入了债权编。梁慧星研究员的分类方式较为异样，在区别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之外，他还将二者之结合作为一种单独的模式。
作为一部司法解释，其第 1 条成为了自然人人格权的一般条款。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9 条笼统地规定 任何人均享有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然后设 尊重人之身体和 对人之特征的遗传学研究以及通过遗传特征对人进行鉴别两节，共 17 个条文，专门规定人格权。
[25]另外，也有一些诈骗离婚、容留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干扰婚姻关系等实务上给予受害人慰抚金之请求权的案例。但其开篇申言人之权利能力生而有之，倡导之意也十分显现。
[23]至于人格权立法之重心，循《民国民律草案》思路，改采德国立法例，已然转移至债编。其实，各国或地区的法典中，人格权立法本身就没有单一或完全意义上的总则模式和债权模式，二者之间总会存在一些交叉的地方。侵权行为一款，第 260 条、第 262 条、第 263 条、第 266 条和第267 条共 5 个条文附带设权性规范 ，规定了生命权 、身体权 、自由权和名誉权。第 18 条关于人格权的一般条款，即人格权受到伤害后请求摒除，并依法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的规定。[73] 如苟军年教授建议设人身权编，其立法重心也在人格权上，因为不可能将婚姻家庭（亲属）编的主要内容纳入人身权编。但在立法结构上，民法通则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一点，而且也只能是这一点。
[5]1925年，北洋政府又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4] 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 页以下。
[30] 谢怀栻：《私法》 序，载前引[9]，易继明主编书。此处人格权，谓为一般人格权，即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的权利。
民法通则人格权立法则实现了从民事主体与债之关系两者结合的二元结构向主体制度、权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三者结合的三元结构的转变。三、《民国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民国初，司法部于1911年颁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实为《大清民律草案》之翻版。
删除该条后半句但书部分，是没有问题的。[8] 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而在断裂中，生命体在社会中顽强地存在，并通过立法在理性与进步中实现自觉。瑞士民法典率先规定，但也只是概括性的规定。
而选择民国民法和民法通则，是因为两部民事基本法均为正式颁行的法典，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1949 年之后，仅限于中国台湾地区施行。
《大清民律草案》第 9 条试图建立起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的一般概念：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此限。例如，第 5 条第 1 项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其 《民法典人格权法编》 建议稿，共 96 个条文。该条第 2 款又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使得人格尊严在实证法上体现得更加充分和具体的同时，创设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凸显了人性尊严的基础价值。人格平等与权利观念，与一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进入专题： 人格权 。第 26 条至第 30 条，是此条但书部分的具体规定。
又参见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86 页。1988 年 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既然规定权利内容，那么通过设权性规范建立起来的具体人格权体系，自然可以置于与财产权相对应的人身权项下。参见 ［美］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同时，规定了10 种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第 134 条 ）。[66] 参见前引[56]，徐国栋文。
